二战后新西兰的国内运动和外部环境变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而新西兰国内也在悄然产生着变化,妇女不再是安居家中的家庭主妇,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也为妇女谋求新身份。在国际上,英国强国地位的丧失引发新的经济体系形成,这对与英国经济上紧密依存的新西兰影响甚大。

对母亲们来说,生活也正在发生变化。并非是避孕药丸(1962年引入)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和社会对她们的看法,从而解除了道德准则:避孕药丸仅仅是突破了节育类型使用中的阶级壁垒,并使得避孕更为可靠。妇女较过去结婚更早,生育的孩子也更少,而且也更为长寿。这种人生历程的变化为已婚妇女留出了进入有偿工作的空间,而一旦她们的孩子开始上学,经济也需要她们。到1966年,几乎百分之二十的已婚白人妇女进入了雇佣劳动大军的行列,这与1945年的不到百分之八形成了对比,她们可以从事的工作范围狭窄,常常是一些非全日制的工作,这样,她们也能够继续做家庭主妇。公共机构专门寻求吸引有技能的妇女成为固定的教师,以缓解向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提供教师的压力。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医院护士相对短缺的局面都一直存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倡导专心家务的同时,政府又带头促进已婚妇女从事有偿劳动。从1960年起,公共机构开始实行同工同酬。私营部门则又滞后了12年,直至1972年“同工同酬法案”的生效。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蹒跚而行的强制仲裁制度——它为熟练男性工人确立了最高的工资率——为同工同酬的主张获得进展提供了机会。

1967年,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酒吧女服务员最终被允许回到酒店吧台后面,并且,六点钟打悸的做法也结束了。许可证法的放松让酒馆得以开放至晚上十点这一值得尊重的就寝时间。但是,在1971年,奥克兰、惠灵顿和克赖斯特彻奇首先发生了新一波愤怒青年女权主义者发起的“酒馆解放”,她们要求在公共酒馆饮酒——而且是饮用比那些接受妇女的高级酒吧便宜的酒水——的权利。对饮酒平等权的要求与第一波女权运动的节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突然登上舞台。妇女们抗议自己像被判刑一样地被束缚在家务之上,她们将家务视为约束性的。作为典型的嬉皮士反文化,妇女解放论者故意挑战既定制度和社会规范。1972年3月,来访的知名女权主义者杰曼格瑞尔因在市政厅的公开演说中使用“胡说”—词而在奧克兰被逮捕。通过、剧院和公开抗议,妇女解放论者为法律改革——特别是关于非法流产和同工同酬而战斗。

20世纪晚期的女权运动是从国际公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中成长起来的,它特别利用了美国的影响。在生育高峰期出生且受过教育的都市青年是一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性别歧视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为和平、环境以及包括性别角色在内的革命而参加运动。当青年女大学生发现性别歧视存在于和平与公民权运动中时,她们感到蒙受了屈辱。在这些运动中,青年男人在为解放被压迫者而战的同时,却希望他们的同龄人泡茶,并提供性安慰。对二等地位的此种切身经历让妇女解放论者下定决心要将各地妇女从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社会中解放出来。

反越战抗议揭示了政治中的阶级划分正在经历重新组合,因为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长大成人并加入到进步的“新”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热衷于结束保守势力的统治。和平抗议者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运动——它寻求从冷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以各种问题为基础的抗议浪潮预示着一种新政治的到来,这种新政治拒绝保守的社会规范和偏见,并拥抱新的、更加具有流动性的认同。从局部看,越战标志着外交事务上的一致的结束,它分裂了这个国家。受工党反越战立场的吸引,有教养的青年专业人士汇聚到工党而非中。

与此同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正在准备从东南亚脱身。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完成了它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的撤离工作,而美国则退却到菲律宾和冲绳岛,并将一股残余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留在了新加坡。在这种大国退却的背景之下,到1971年晚期,新西兰便从越南撤离了出来,但却留下了两个训练小组,随后上台的工党政府将它们召了回来。

在1974年诺曼科克英年早逝前,在世界上表达道徳呼声成为了他领导下的工党政府的特点。正如一首青年流行歌曲对他的亲切称呼一样,“大罗姆”以前是一名火车司机,是一名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他复兴了工党的传统,即,独立的、有意识体现理想主义的“道义”外交政策。随着冷战和越战的结束,他建立了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通过在世界舞台上阔步前进,他同样也解决了嬉皮士那代人让人讨厌的“文化盲从”问题,并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科克与把自己视为全球公民的青年革命拥护者非常投缘。他将国家的狭小和偏远当成一种机会,一个在小国和新西兰对其不构成威胁的超级大国间进行斡旋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彼得弗雷泽在联合国的所为一样。

进步青年为科克政府在南太平洋推动无核化区域而感到高兴。1973年,一艘海军护卫舰搭载着一位内阁部长和一名“国家辐射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启航前往穆鲁罗亚环礁,去见证和监听法国的核试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将法国告上了国际法院。

从哲学的角度看,对核试验的反对与环保运动的兴起是结合在一起的。南岛国家世界遗产公园建立于生育高峰期出生人们的童年时期(峡湾和库克山在1953年建立)。随着更多的家庭坐车旅行和旅行度假,当他们呆在旅行车停车场或汽车旅馆时,他们对山水的民族情感增强了。交通的发展,例如从瓦纳卡通往韦斯特兰,并经过哈斯特关的道路的竣工,助长了这种趋势。无需付费导游而“自由行走”于米佛步道是在1964年才出现的。

但是,这些景色优美的奇迹和度假地——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在这里学会了探险——受到了怎样的保护?许多将来的风景遗产保存了下来纯属幸运。当各个家庭发现他们自己的国度后,对不考虑风景和保护价值的树木砍伐、矿藏开发以及猖獗的发展的担忧增加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拯救玛纳普里”运动标志着公众态度从拓殖土地向保护自然资源的转变。从960年起,历届政府都批准了与“科马尔科”。一当时的一家英国一澳大利亚联合企业——的一项协议,从“峡湾国家公园”的玛纳普里湖向一座炼铝厂提供廉价的电力。最初的提议要求将湖面提高30米,而这将淹没湖里的大多数岛屿,并破坏邻近的蒂阿瑙湖。抗议运动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即:保护还是发展、国内还是国外资金、跨国公司对主权的威胁、国家的角色、支持新西兰文化的价值标准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众压力解决了调査委员会不能解决的问题:1970年,由“皇家森林和鸟类保护协会”组织、得到265000人签字的请愿便做出了明确的陈述。

然而,对环境的关注尚没有延伸到置疑第三轮草场革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成为牧场的山区被从空中施洒以从瑙鲁开采的磷肥,而没有考虑其对每一个地区的影响。新西兰飞行员作为空中施肥的先驱而征服了崎岷山区的最后边疆。使用放射性钻的研究同样揭露出土壤中钻的缺乏。用钻进行空中施撒将草场革命扩展到了北岛中部的浮石地区,并克服了绵羊的丛林病问题。一旦空中运输模式开始出现,新型技术就反映了新型的相互依存。随着飞机在山区农业中的使用,绵羊的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位有远见的教师和作家萨默塞特(引用一位农场主——他对这种“新型拓荒”和“新型农业”对土地尚不可知的影响表示了担忧的话说:“就我们所知道,即便我们尽力施肥,我们对它的利用也可能正在超岀其所能够承受的限度”。掌握科学的农场主正在准备转变为环境保护论者。

飞机加速了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则在全世界巩固了各种联系,并构筑起新的纽带。到1970年,空中旅行的成本降低到海上旅行成本的水平之上,结果,冒险家离家远行不再至少需要花费三个月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全部买下“塔斯曼帝国航空有限公司”,下属澳洲航空的股权后,发动机震耳欲聋的喷气式飞机开始投入运营。战争期间,这家公司在联合王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政府监管下开始使用英国飞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选择在国际范围内飞行的本民族运输机来处理安全和地理位置偏远的问题。1965年,“新西兰航空公司”作为国家航空公司而岀现,它使用的是美国道格拉斯飞机。1973年前,它将自己的抱负局限在塔斯曼航线和太平洋,并飞往洛杉矶、香港和新加坡。

在经济方面,这个国家继续忠诚于昔日的英联邦俱乐部,因为那提供了外部稳定的最佳保障。第二次时间大战之后,英联邦经济网络组成了牢固的英镑区。由于血缘纽带,成为一个家庭并不总是让人感到舒服,但“信任却让其得到润滑”。尽管美国无疑是强大的,而且越来越如此,但与防务方面不同,它在贸易方面并不是朋友。即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离开了英镑区,它们仍然必需克服美国的农业保护主义,而这是不可能的。

与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衰落相一致,英镑区不可避免地开始分崩离析。尽管一直到1967年新西兰都还保持着肉类和奶制品免税,战时的大宗采购协定却在1954年就结束了。世界经济权力基地的此种变化迫使(新西兰)重新安排其与英国和其它国家间的关系。当人们的口味发生变化而不再喜欢黄油、奶酪以及冻羊羔的躯体和羊肉时,这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新西兰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要比澳大利亚艰难得多,澳大利亚可以通过开采各种矿石来实现多元化。

朝鲜战争期间羊毛价格的突然增长最初掩盖了即将来临的困难,同时也导致输往英国出口产品比例的下跌,因为羊毛比乳脂更容易找到新的市场。高昂的羊毛价格也推动了牧场革命和通过空中施肥而实现的环境“过度扩展”。经济史学家认为,在1966年至1967年的交易季节期间,当羊毛价格迅速下跌而1952年建立的“羊毛委员会”又购买了拍卖羊毛的百分之八十多的时候,战后羊毛销售的繁荣结束了。

在许多方面,1967年确实预示着繁荣岁月的结束。在面临又一场收支危机的情况下,政府以削减预算这种传统的“收放”方式来进行回应。1967年,应教育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六点钟饮用”校园奶不再实行了,而且“十点钟饮用”校园奶也不再实行。对讨厌喝热牛奶的学童来说,那是一种解脱。更让人紧张的(对成人而言,更是如此)是帝国度量衡转变为十进制和十进制算术。可爱的英国体系,即英镑、英尺、英里以及杆都被宣布作废了,而盛行的则是公尺、公顷以及公里。更加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在1967年,英镑、先令和便士作废了,而十进制货币则盛行起来,这体现了美国上升到全球性的金融支配地位。

1966年,澳大利亚采取十进制货币的决定证明是脱离与英国联系的催化剂。而且,新元的概念颇受公众的欢迎。民主进程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新西兰硬币。民粹主义的所有特点都汇聚于其中:库克船长的“努力号”横渡5分的硬币;民族的非正式象征劑鸵栩栩如生地刻在20分的硬币之上,其背景则是蕨类植物;同时,凤尾竹则卷曲在1分硬币的四周。四翅槐树装饰着2分的硬币,大蜥蜴装则饰着5分硬币,10分硬币上的提基神像则是对昔日先令上受人欢迎的毛利武士的一种让人满意的替代。除大蜥蜴之外,所有这些形象都有着市场营销的渊源:毛利主题、现役军人墓上银色蕨类植物、全黑队和运动衫以及黄油包装材料,而大蜥蜴则和古老的冈瓦纳古陆联系起来。所有这些符号都暗示了与环境的认同。

十进制货币同样也标志着(新西兰)致力于与澳大利亚建立更为198密切的联系。新西兰元贬值了,但它却不是按照英式总量进行的贬值,而是几乎贬值了百分之二十。这使新西兰货币恢复了它与澳大利亚货币之间的平价地位,而这一地位曾在1948年被丢失。与澳大利亚元之间的平价地位增强了竞争力,并使商业在环塔斯曼地区进行竞争成为可能。

英国从英联邦转向欧洲致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加团结。1961年出现了危急状况,当时,英国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欧盟),抛弃其食品产区的殖民体系而加入以前的敌人。要不是因为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加入,新西兰的出口经济将陷于混乱之中。随着进出口货价之间比率的下降,政府利用英国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的破裂而带来的喘息空间,对它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了重新安排。决策者开始从更加自由的贸易、与亚洲(澳大利亚曹先认识到这种前景)以及彼此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中看到了希望。

自从1956年开始,当锡德霍兰德为新西兰木材和新闻用纸出口进行谈判而获得了更大的准入权后,新西兰便研究了与澳大利亚之间更自由贸易的前景。纸浆和造纸工业是新西兰少数几个能够向澳大利亚扩大出口的行业之一。新西兰也成为了霍顿汽车的重要市场。在1960年谈判之后,两国政府决心通过尽可能密切的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问题。在英国期望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际,他们同意合作应付丧失在英国的贸易特权这样一种前景。1960年,澳大利亚一新西兰贸易咨询委员会成立,跟着在1961年召开了部长会议,并成立了审查自由贸易区提议的官方联合常设委员会。英国极力阻止双方达成任何办议,这增加了它的前殖民地的烦恼。

战后,向森林地带的推进为环塔斯曼地区关系的加强作出了贡献。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两次战争期间在北岛中部种植的大片、大片的辐射松已经可以收获了。国有凯恩加鲁阿森林及它所促成的姆鲁帕拉计划旨在让出口经济多元化,并通过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美国新闻用纸的替代品而节省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来自于伦敦和美国的贷款为该计划提供了资金。在国家的另一项企业性再运行中,政府与企业建立了合资企业——“弗莱彻”——以便创建商标经过仔细斟酌塔斯曼纸浆与造纸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公司位于凯瓦劳的制造厂进入鼎盛时期。一个新的城镇——姆鲁帕拉建立起来,以便为林业工人提供住处;同时,电力则来源于火山高原的地热资源。为了林业的腹地,一个新港口在陶兰加建立起来。塔斯曼成为该国唯一最大的出口产品生产工厂,到1965年,它贡献了百分之五十的出口制成品,以及所有向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百分之四十五。

环塔斯曼社会对新西兰松树种植场和木质纸浆兴趣的不断增长影响了1965年新西兰一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该协定仅仅部分支持自由贸易。从1965—1966年度到1970—1971年度的五年中,双向贸易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多。到这个十年的末期,澳大利亚从新西兰那里满足了对新闻纸和纸浆的全部进口需求;出口新闻纸的百分之九十五都输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提供了战后的一种绝缘式发展的模式,而制造商则对这种模式加以改造和利用,以便为转向——这种方向则是建立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发展的共同模式基础上——进行辩护。1959年,伍尔夫费舍尔爵士(来自“费舍尔与派克白瓷公司”,&)率领一个贸易使团前往澳大利亚。经济民族主义者比尔萨奇和其他官员也采纳了澳大利亚的发展模式,并将其作为减少进口的方式。萨奇看到了扩大狭窄的经济结构的必要以及降低其易波动性的必要,按照他的理解,农业和金融部门是与殖民依附连接在~起的。

因此,各种趋势汇聚在一起,说服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通过对它们自己地区以及对彼此表现岀兴趣,从而采取驾驭他们在世界上发生了变化的地位的模式。因为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以及英国的撤退,两个邻国的行为更像他们占据了一个区域性的防御区。跨塔斯曼的空中旅行对大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增加了体育竞赛的频率,也增加了澳大利亚杂志的发行量和非正式的交往。

最后,事实证明,英国从帝国的撤退及转向欧洲是一种报应。联合王国的战略利益再也不能够与作为经济共同体的英联邦相调和。英国拥抱的结束产生了一个持久的、痛苦的“求生存的战斗”。

许多年龄更长、境况更好的新西兰白种人认为1973年1月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一种背叛。如果考虑到强制非殖民并非按照太平洋岛民确定的速度,而是以他们自己确定的速度化进行的,而且其前景也是扑朔迷离的,那个评判便是公正的。

Posted on 2022年6月29日 in yb娱乐游戏网址 by yabo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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